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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版扇面考及另一种  

2009-05-30 08:17:3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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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上午改定了一篇考证文章,这是一件收藏多年的东西,终于在最近几天理顺了关系,明白了一些历史过程。当然,还有不确定因素是深藏在博物馆的几件东西没有见过,总不大放心。可从文献研究角度而言,我毕竟是第一个弄明白“玉版扇”就是“翻簧竹扇”的人,也可高兴一番了!

 

玉 版 扇 面 考

玉版扇面考及另一种 - 春秋阁主 - 春秋阁博客 

 

十几年前见到了一幅团扇面,材质是竹面,扇面上很工细地刻着一幅山水画,而扇面上有些灰黑斑,显得有些古意。那时正是我对工笔画有兴趣之时,对这幅刻制精细的工笔山水画自然也有兴趣,于是就买了下来。

后来在一次宴会上,得逢研究工艺美术的专家蒋炳昌先生,谈起竹刻,我才说到我也藏有一幅竹刻团扇面,不知竹刻品种中这类东西多不多,蒋炳昌先生也觉新奇,说他没有见过,并认为将竹制团扇面这张竹皮铺平有些难度,何况面积也不小。当时我很外行,只认为竹面有光,即是扇面用竹青为正面所刻。而蒋炳昌先生认为这更不可能,用竹黄还有可能。于是相约有机会请他鉴定一下。后来忙于杂务也没有及时约请。

隔了一段时间,读了王世襄先生的《锦灰堆》一书,方知这竹制团扇面在竹刻竹雕行业中也确不多见,在介绍竹刻品种中竟没有提及,常见的只有竹刻笔筒、臂搁、镇纸、扇骨、楹联等。

于是,我对我买进的竹刻团扇面有了研究的兴趣,仔细地端详起这幅前人作品来。

竹刻团扇面宽18cm,高24cm,右上边微缺,但未损画面。画面幅度为宽18cm,高14.5cm,画中有山、有松二棵、有屋两间,有一人向水作揖状,在左上有题款三行字,文字为∶“松下清斋折露葵  甲寅闰夏  松泉郑涛刊”。扇面应有扇柄,而此件不知配过什么扇柄,只留下一个宽6cm、高5.5cm的云头形扇柄挟持痕迹。

经查《中华两千年历书》,可知有甲寅闰夏可能的年份自南宋以来只有三个年份,即南宋宝佑二年(1254年)闰六月、清咸丰四年(1854年)闰七月、民国三年(1914年)闰五月。宋代自然不可能,书画的风格也不对,可能的只是清咸丰四年的闰七月和民国三年的闰五月。

再查郑涛或郑松泉,在《竹人录》和《竹人续录》中均未找到他的资料。当然未进名人录的未必不是名人,如明代竹刻艺术家张希黄因不是嘉定人,所以以记载嘉定竹人的《竹人录》不收他,可见郑涛也入此例。

再查《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》,有“玉版扇”一条∶古竹扇之一种。《杖扇新录》(清代王廷鼎撰)载∶出于浙江括苍山,该山多产巨竹,有直径二尺外的,碧湖之民能截而剖之,取其里层,阔五、六寸,长尺许,并熨之使平。其形上宽下稍窄,用红木或明角瑇瑁雕刻为扇柄,装以成扇,两面可镌书画。因其形制新巧,色白润如玉,因题为“玉版扇”。

又看到俞炳水主编的《申城扇文化》一书中说∶“还有以巨竹内层薄片熨平,配上红木、玳瑁等作扇柄,称为玉版扇,但很少见。”可见玉版扇确不多见。

在网上查到“玉版扇” 现在还有四川垫江在做,但一看他们的新作大失所望,新作是在竹片上印上熊猫等,制作粗糙,工艺远不及古人。

一时查不出这个扇面的由来,也就先放下了。后来虽然把这件事挂在心上,每当看到介绍竹刻竹雕的书都去翻一下,找找有没有和这个扇面相同的型制,可就是没人提到这种扇面,于是愈加好奇,愈加认为这是件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事隔好几年,又有兴趣查找这个扇面的作者,先是拿了这个扇面上北京,找王琦先生请教一下,他也认为这个扇面不多见,还介绍了他所见到另一种扇面,说那是两面有竹刻,但中间衬木板,扇子边镶有骨或牙的包环。并提示我∶刻这个扇面的人可能不是传统竹刻行业的人,要另辟蹊径!

回来后还是上网查,有好多个“郑涛”,再查“郑松泉”,竟然查到了黄岩的翻簧竹刻文献中有∶店号为郑松泉的“郑益昌”,不禁大喜!

由这个文献可见∶在台州颇有名气的原先从事木雕工艺的陈夔典(1853~1941),字尧臣,他与细木造型师傅合作,刨去大毛竹的青皮和竹肉,然后分层开片,刨到二毫米厚的竹簧,再把竹簧破开,放在锅内煮一下,将它软化后压平。接着,他用鲁胶将竹簧胶贴在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半成品的坯上,然后刨光成型,制成手掌形的翻簧掌扇,再在上面雕上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。陈夔典将这种朴素的,却富有创新的掌扇称为“雅扇”,以区别平常人们使用的蒲扇、纸扇、芭蕉扇,这种精制的民间工艺变得犹如牙雕般典雅与精致,这就是“黄岩翻簧竹刻”。 1954年4月,项士元先生从黄岩征得的掌扇,后送给浙江省博物馆收藏。

黄岩翻簧竹刻闻名全国是在民国18年(1929)。那一年,黄岩翻簧竹刻获工商部特等奖状,并且得到“友梅” 二字的奖赏。同年6月,翻簧竹刻对联又获杭州西湖博览会一等奖和银盾一枚,同年还获浙江省第四届建设成绩竞赛会特等奖。1933年,翻簧竹雕作品在南京全国工艺品展览中又获特别奖,为黄岩翻簧竹刻创造了辉煌的历史。

文献还说∶陈夔典制作翻簧竹刻产品后不久,黄岩县城关出现了两家翻簧竹刻店,一家是陈夔典在黄岩寺后巷经营的师竹馆翻簧竹器庄,另一家店号为郑松泉的“郑益昌”,他们都专门从事翻簧竹刻制品的生产。郑松泉的“郑益昌”翻簧竹刻手艺是否从陈夔典那里学来的,有待考证。而陈夔典去世以后,到上世纪40年代末,黄岩翻簧竹刻销路不旺,由盛而衰,陈家师竹馆也只能勉强维持,“郑益昌”也几经波折后倒闭。

回过头来再看那个“浙江括苍山,该山多产巨竹”可不就是指的黄岩、临诲一带吗?但这翻簧竹刻和玉版扇竹刻是一回事吗?又一个问题摆了出来。

再查那位写《杖扇新录》的王廷鼎,他是曲园老人俞樾(1821-1907)的弟子,字梦薇,震泽人。官至浙江县丞,应是同治、光绪年间人。再查《杖扇新录》中玉版扇的原文,才知题名“玉版扇”的那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那曲园老人俞樾,只因为他的另一个弟子徐花农(即徐琪,1849~1918) ,购置这种扇子送给俞樾,是俞樾爱“其形制新巧,色白润如玉,因题为‘玉版扇’”,由此也可知《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》是摘引了一段,删除了俞樾题名的情节,也删除了俞樾为“玉版扇”写的一首五言长诗。使人们不知道“玉版扇”从此身价倍增,被当时文人所争购,一把扇子值二、三两银子。从这个历史情境分析,陈夔典生于1853年,据说他在1870年时,他17岁左右,制作了翻簧掌扇。那就是说,翻簧竹刻扇和“玉版扇”差不多同时,应该说∶“玉版扇”两面可镌书画,和翻簧掌扇雕上人物、山水、花鸟是一样的,只是尺寸大小不同吧!可惜现在见不到清代的那种“玉版扇”。

我又拿着这个扇面请教了古董行的几位专家,有说东西是老的,少见,刻工也是好的。也有说这东西不怎样,不值得收购。再送到那竹刻博物馆中请教,人家说这东西刻得一般,同样的东西很多。

我听了这种种说法,心里明白,这东西在所有竹刻书中不见著录,是因为写书的人见得多了无所谓,还是他们见了不常见的东西或不同样式的东西一时懵了呢?还是用商业技巧来堵住所有人的嘴呢?

于是,再找黄岩翻簧竹刻的行家请教一下,顾启望先生热情地介绍了翻簧竹刻的情况,让我知道了当地也没有这么一件老扇面保存下来,他们常做的翻簧竹刻也是以做盒子、挂屏、文房四宝等为主,很少做扇面,因这种扇面不易保存,容易损坏。而工艺手法也趋向于做浅浮雕、精雕,而不大做阴刻了。

由文献可知,至少现在可知道的是有三件老扇面存世,一件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翻簧竹刻掌扇,项士元先生从黄岩征集的。另一件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翻簧竹刻掌扇,那是郭沫若原藏,由老艺人陈方俊先生根据唐寅作品雕刻的《秋风纨扇图》掌扇。另一件就是我的那把民国三年(1914年)闰五月郑松泉刻的翻簧竹刻山水扇了。

由于没见过掌扇的大小,不好判断它是否就是“玉版扇”, 但郑松泉刻的翻簧竹刻山水扇尺寸不小,应与“玉版扇”相近,只是“玉版扇”两面可镌书画,郑松泉刻的翻簧竹刻山水扇只刻了一面。而文献中说“郑松泉的“郑益昌”翻簧竹刻手艺是否从陈夔典那里学来的,有待考证”。 我们也可猜想他做的扇子与陈夔典的掌扇应有区别,他的翻簧竹刻山水扇就是“玉版扇”。

如果在故宫等博物馆中找不出叫“玉版扇”的实物,那就说明这种“玉版扇”确已十分罕见,而这一把郑松泉刻的翻簧竹刻山水扇也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实物了。

 

 

昨天夜里整理了一下对旧派小说家名称的思路,写了一个小文,发在东方文献上,也抄录在此。作点有想法的事总是愉快的,可以舒缓一下紧张的心情。

 

也谈新、旧文学的称呼问题

 

自1919年新文学运动以来,凡被新文学作家排斥的作家都会冠以不同的派别,除了后来的国民党派系、新月等派系外,另有一些前辈作家被视为封建余孽,甚至还连带到了鲁迅。于是分出了“鸳鸯蝴蝶派”、“礼拜六派”等,被新文学作家所看不起,在文学史上也失去了地位。

现在来反思这近百年的历史,对那些“鸳鸯蝴蝶派”、“礼拜六派”等又重加研读,又有了新的认识,于是,称呼问题再次成为“正名”问题,应赋予新的含义。

在重写文学史时,我认为不应再以新文学和旧文学来分,而应按年代为序渐进区分,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同派别,那还就是可以按年代排序,不要再分新文学和旧文学,因为新的会变成旧的,旧的也是从新的发展而来!

同样,称为民国通俗小说也是有点问题的,因为称为通俗小说家的也有不通俗的小说,用文言写的小说毕竟流行范围有限,很难算作通俗小说,不然的话就更难区别了。

几年前,我在编《民国旧派小说家知见书目》时,为和新文学作家有区别,相对而统称为“民国旧派小说家”, 那时认为是要与原来所称“鸳鸯蝴蝶派”、“礼拜六派”小说家有些区别,因为过去有些被划入“鸳鸯蝴蝶派”或“礼拜六派”的小说家并不承认自己是“鸳鸯蝴蝶派”或”礼拜六派”,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些写社会小说、武侠小说的小说家也未必是“鸳鸯蝴蝶派”或“礼拜六派”。同时,他们也与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后的新文学小说家有一些明显区别。因此,我引用范烟桥先生之概念,称之为“民国旧派小说家”,虽然还不是完全恰当,但也只是个较粗略的区别,因为有些小说家如叶圣陶,也写过非新文学作品,后来从事新文学。而张恨水等作家也用新文学形式写小说,而不被新文学界认同,所以很难来区分某作家的前后期。因此,对收入民国旧派小说家的范围,只能依据我的判断,大致以人物的活动圈子、大部分作品的题材内容、文体与表述的形式新旧等来划分。

现在看来,这样的称呼也确有不合适的地方,还应重新考虑,因此,我现在认为∶如能按年代为序渐进区分,会更贴近历史真实,也更易区分作家的作品渐变状况。至于作家分属某些文学社团或流派,也可按年代为序来分析其演变过程,或许还容易区分。

试对民国初十年的作家作些区别∶

历史小说作家(历史演义和人物演义的小说)如蔡东帆。

社会小说作家(描写现实社会生活的小说)如庄病骸。

侦探小说作家(侦探破案的小说)如程小青。

黑幕小说作家(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说)如骆无涯。

武侠小说作家(武侠活动的小说)如向恺然。

爱情小说作家(描写爱情和婚姻的小说)如徐枕亚。

滑稽小说作家(描写社会生活中可笑事物的小说)如徐卓呆。

翻译小说作家(早期翻译小说不是严格忠于原作,所以翻译者掺入自己的意思,参与了创作,对这类作家只好称为翻译小说作家)如林琴南。

革命小说作家(描写社会革命的小说)如黄伯耀。

这些作家中再有不同风格者,可再分别叙述评论,重加区分,务使纲目清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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